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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豪对米尔希来说也不算全然陌生，在他最风光的时候他也对这里有所涉足。但现在故地重游，心里的滋味却实在是不同。他被关在低矮的建筑里，小小的混凝土囚室只有8平方英尺，厕所就建在屋子的一角。米尔希忧郁的注视着这狭窄黑暗的陋室，听着隔壁的动静。他从声音里辨认出其他关押的犯人中有布劳希奇元帅和他的老对手凯塞林。这让他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们这些帝国的前元帅们就这样被迫住在德国为犹太人修建的集中营里，忍受着各种侮辱和精神上的压抑。国际红十字会听说了这些战俘糟糕的情况，派人来查看，但在此之前，美国人将他们转移到了附近的医院里来应对检查，就像他们以前应付来检查犹太人状况的红十字会人员一样。
在监狱里，米尔希他们还观看了记录犹太人在集中营中惨状的电影。这的确是地狱一般的景象。米尔希沉默的看着，然后将它写到了自己的日记里：“希特勒、希姆莱和他们的追随者都疯了。即使我们说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干过这种事，它所带来的罪孽也压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我们的职位越高，要承担的罪责也越大。我不能理解人怎么会变得如同牲畜一般，以及在1933年后的那些年里，我们对希特勒的印象到底有多么的不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胜利者却恰恰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而在纽伦堡，戈林还在为他自己辩护。负责公诉的杰克逊对审判惴惴不安。他生怕这位德国的帝国元帅不顾法庭的威严，向不知所措的德国人民求助。这样可能重新燃起反犹主义和支持德国的感情。事实上，现在是戈林主宰了整个审判，他在必要时能聚精会神地跟踪证词，而在没必要时像婴儿那样酣睡。而且事到此刻，他反而更加表现得举止高雅，风度翩翩，显出一副潇洒倜傥的风采。他每回答一个问题就更自信，更有把握。甚至连和他为敌多年的施佩尔都被戈林的表现所折服。
戈林在法庭上讲了许多铿锵有力的论断，道出了许多不朽的至理名言。回答问题时，他出色巧妙的辩解，赢得了法庭内的阵阵笑声，然后突然又真诚地落入自设的圈套，使庭内鸦雀无声。全世界有数百万的听众收听了审判广播。德国、美国和英国监狱上空高音喇叭也转播了，囚犯们停止用餐，涌到外面，侧身细听戈林的每一句话。这样的效果绝不是胜利者所期望的。这是为nazi德国进行最后一场战斗，连法庭内新闻记者们也被戈林的表现震惊了——他们取消了自己的报道。几乎每个人都钦佩的表示，戈林的确是条汉子。
杰克逊对付这样一个对手是感到力不从心的，他习惯了美国地区法庭，习惯了吵闹和拥挤的敌对证人，但在纽伦堡这一切都不一样。在这里，他必须等着把每个问题和回答译成法庭的四种官方语言。更为不利的是，戈林精通英语，而他不懂德语，他要求作主要证据的文件不止一次被误译了。
这一次，戈林又是那样摆出一副潇洒的姿态走进被告席，头发往后梳着，眼光里露出了鄙夷的目光。当杰克逊问起他政治上的问题时，他坦率的承认他一直想推翻魏玛共和国，结束德国的议会政府，压制反对派。更不利的兆头是
，当戈林开始长谈的时候，杰克逊要他回答是或不是，而审判长劳伦斯法官却这样对杰克逊说：“杰克逊法官先生，法庭认为，应准予证人解释他喜欢解释的与该问题有关的事情。”
这让杰克逊脸红了，而戈林咧嘴笑的很舒心。当杰克逊问到戈林纳粹计划中的绝密问题时，戈林的回应是假笑一声，说他不记得美国政府曾公开发表战争动员计划的细节。他说的话引起一阵大笑。杰克逊摘下耳机，请求法庭帮助，但徒劳一场。他为此十分愤怒，庭审结束后，他告诉他的同僚：“如果给这些犯人一次讲话的机会，他们就会大谈特谈，出尽洋相。我抗议戈林的态度，请求法庭让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时，我们的法官却和审判长窃窃私语，后来法庭甚至不理我。如果戈林这样下去，就会鼓励其他被告仿而效之。除非法庭能控制证人，否则没法盘问，戈林现在却知道法庭站在他那边！我看我们不如完全放弃审问他。”
“但要是现在停下来，就会被解释为戈林成功地阻挠了审判。”杰克逊的意见理所当然的被英国检察官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反驳了。
“戈林被允许说教，他越来越傲慢，这样下去对我们的国家弊多利少。”
“那我们必须告诉法庭，我们是在和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打交道。如果法庭不合作，他会让审判变得十分荒唐，然后审判变成一场灾难。我们也可以和盟军管制委员会说说，告诉他们我们很担心戈林的审判会有利于恢复nazi的形象。”马克斯韦尔·法伊夫这样说，同时打定主意明天轮到自己对戈林控诉的时候，要先问他盖世太保迫害英国逃亡的飞行员的事。
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的这个决定让他的命运比杰克逊好了许多。戈林被他问得满头是汗。而当他问戈林，虽然许多nazi的暴行已经大白于天下，但他是否仍然忠诚于希特勒时，戈林沉默了，过了好半天，他淡淡的说：“我在艰苦岁月和黄金年代都很忠诚。而我必须指出，元首很可能和我一样， 对暴行所知了了。”
戈林的表现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崇拜者从德国和国外给在狱中的他寄了大量的邮件：有的信说，“别灰心，赫尔曼”，“祝你走运”。不过戈林看不到这些邮件，监狱不会把它们拿给他。戈林对此也并不在乎，他不惧怕死亡：“我宁愿像一头雄狮那样死去，也不愿像只兔子那样苟且偷生。死，是可以的，但不能死在执行绞刑者的手下。”
作者有话要说：其实娘娘还是很威武很有魅力滴一个人，要不然当年不会人气比泡菜还高。有些说法说娘娘服毒是恐惧绞刑，俺觉得还真不是，娘娘雷叔凯特尔约德尔他们觉得是绞刑是种侮辱，枪决才是士兵的死法，真心爷们
797 最后一战（中）
里宾特洛甫表现的不像戈林那样英勇，他的辩护律师很不得力，时常在法庭上说出一些尖刻的话，有时里宾特洛甫都不得不提出抗议，说他并没有告诉律师这样讲话。而他本人也为自己的罪行辩护着。而他的履历也在法庭上被一点一点掰开揉碎的反复讨论。
虽然里宾特洛甫没有出席1937 年11 月5 日举行的霍斯巴赫会议——这场会议是一个重要的罪证，但是他在1938 年1 月2 日曾上书元首，阐述说只能以武力才能实现按德国的观念去改变现状
。如果这样一种变动会引起欧洲战争，那么就有必要防止英国和法国在战争时进行干预。
而在奥地利问题上，里宾特洛甫辩解说德国没有向奥地利递交最后通牒，对奥地利所作的干涉只是为了防止一场内战。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解决的。但法庭却更看重他曾签署的，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建立保护关系的法令。
而在波兰问题上，法庭指控里宾特洛甫参加了1939年8月12日的会谈，这次会谈的目的在于，一旦由于进攻波兰而爆发欧洲大战，要争取意大利的支持。而在之后的几天里，里宾特洛甫与英国大使就德国对波兰和但泽走廓的有关要求进行会谈。然而里宾特洛甫清楚德国之所以暂时推迟进攻波兰的计划，只是为了试图动摇英国人对波兰的保证。他并非诚心诚意试图去解决波兰和德国之间所面临的困难的。
里宾特洛甫几乎所有的外交行为现在都变成了有罪的。他被指控说事先就得到了德国进攻挪威和丹麦以及袭击荷兰和比利时的通知，并准备好了为进攻的行动进行辩解的外交部官方照会。他参与讨论了进攻希腊的方案，拟定了元首宣布的意欲消灭南斯拉夫的计划。更是参加了进攻苏联的会谈，还讨论过关于对苏联领土政治利用的初步计划。
关于他的其他罪行还有参加了1944年6月6日的一次会议，该会议一致通过了制订一个对低空扫射的盟军飞行员施加私刑的计划。而在同年12月，当里宾特洛甫得知一位被俘的法国将军即将被处死的计划时，他指示下属虚构隐瞒其中的细节，以防止中立国发现这个计划。同时由于在丹麦和法国的德国最高级官员都是外交部的代表，里宾特洛甫要需要对在占领这些国家时期普遍实施的经济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做法负责。
而里宾特洛甫在犹太人的问题上也不那么清白。他在1942 年9月命令驻从属德国的各国外交全权代表加速把犹太人放逐到东方去。同年，德国驻维希大使要求法国将五万名犹太人放逐去东方。1943年，他在墨索里尼面前埋怨意大利迟迟不放逐意占区的法国犹太人。他还曾对匈牙利执政者霍尔蒂说过：“犹太人要么必须加以消灭，要么就该关进集中营。”
而里宾特洛甫只能徒劳的辩解说，当时元首亲自做出了所有重要的决定，而他是元首的狂热崇拜者和忠实的追随者，他从来没有过元首一再提出的保障和平的主张，也从来没有怀疑元首所解释的导致进攻行动的原因的真实性。但是法庭并不认为他的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在他们看来，里宾特洛甫参与了从占领奥地利到入侵苏联的所有进攻行动。虽然他个人与这些行动的关系更多是在外交方面，而不是在军事方面，可他的外交活动是与战争紧密相联的，因此他不可能不了解这些行动的进攻性质。而且里宾特洛甫他支持在占领区内的犯罪计划的执行，尤其是灭绝犹太人的计划。他也完全赞同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原则，他之所以心甘情愿为希特勒效劳到底，是因为希特勒的计划和政策与他本人的观点相一致。
里宾特洛甫被驳斥的很难为自己辩解，而戈林对他的喋喋不休也很反感。他私下里对监狱心理专家吉尔伯特表示过对里宾特洛甫的不满：“看到里宾特洛甫就这样崩溃下去，我实在感到遗憾。如果我是德国的外交部长，我只会简单的说：‘
这就是我的外交政策，而且我坚持它。这是在至高无上的德国政府中我作为外交部长的工作和权利。如果你们要就此审判它，那就来吧。你们拥有权柄，你们是胜利者。’但现在看看他那个犹豫不决的样子，我真想给他来上一枪，省的看见他喋喋不休的为自己做无止境的辩护……”
这种话里宾特洛甫也不是全然不知，可他依然为自己辩解着，他怕死，怕得要命。带着玫瑰色的生活刚刚崭露出一点头角，自己却要和它作别，这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所以他拼尽全力也想为自己争一条生路，他实在没有视死如归的勇气。
而在1946年8月31日，法庭允许犯人们在纽伦堡作判决前的最后一次讲话。戈林的讲话铿锵有力，毫无顾忌，他承担了全部责任，为德意志民族做出了最后一次贡献。他连死缓都不指望，因为他曾是帝国的二号人物。他更期望的是在被枪决之后，他本人能赎回所有的罪行：“德国人民信任元首。 尽管他有权统帅国家，但无力左右事件。当时人们对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