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可当我看到那里面那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人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该来。可是我不能一走了之。于是我静静地坐在包厢里看着。我看着那个人笑得恣肆飞扬，神情自信骄傲。看着他的装甲师滚滚前进，将敌人碾在脚下。当他对着镜头露出狡黠又自信的笑容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让海因茨离开他的，这样一个人没有人会想要放开。
我流着泪走出电影院，朋友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一部战争片能让我哭成这样？但她们都没有询问。回到家，海因茨也看到了我红红的眼圈。当我告诉他我去看《西线的胜利》的时候，他出乎我意料的沉默下来，眼底滑过一丝不满。我吃惊的望着他，但他只是摆摆手：“以后不要去看那种电影。”
后来我才知道，对于许多军官而言，拍电影拍照片这种事是一种不务正业，是对军官名誉的损害。海因茨更是认为如此。
法国战役之后没有太久，海因茨又要离开了。这一次我们要和我们原来的盟友苏联开战。我想他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不大乐观，因为我看到他翻阅了很多遍拿破仑征俄的资料。而埃尔温隆美尔早就在几个月前去了北非。我总能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消息和照片。那上面的他还是那样自信，好像无往不胜的战神。确实，他在那里取得了一系列的战绩，所有人都在赞颂他。包括我的好友中有不少都给他写过信，寄过巧克力。但这都与我无关。我将那些有他的报刊杂志都扔到了储藏室里，然后等待着海因茨那简短的仿佛例行公事的信。
起初，我们的军队进展很顺利，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北非。海因茨的信里总是透出胜利的意味。我也总能在杂志上看到隆美尔的消息和照片。有一次那上面甚至登了一张在装甲车上煎鸡蛋的照片。我当时不禁莞尔，不过海因茨似乎对此很不满。在深秋的时候，我收到了他新写的信，在例行公事的问候之后，他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把我吹嘘成隆美尔那样，我只能增强你的决心，以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封信让我很诧异，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海因茨写出的话。于是我开始有意识的拜访一些军官的夫人。这时我才知道隆美尔对于那些军官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们鄙夷他的出身，用轻蔑的口吻形容他战略上的非专业。同是他们又嫉妒他，嫉妒他有元首的绝对宠爱和炙手可热的赫赫战功。我有一种预感，这种嫉妒会毁掉一个人。但这和我没有关系，不是吗？
毕竟和隆美尔比起来，我更关注苏联的局势。战争持续到了冬季，似乎我们在莫斯科城下被阻碍住了。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并不知晓，只知道最终莫斯科没有被攻克，而一批高级将领都被免了职，这里面也包括海因茨。
海因茨绝口不提他被免职的原因。他整天呆在房间里，无所事事。我知道我们被盖世太保监视着，因为在我出门买东西时我发现有人远远地跟着我。我试着想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海因茨始终保存着沉默。
在之后几个月当中，他提前过着完全退休的生活，难得离开家门一步。这种情况下，来拜访我们的人可以说是稀有。差不多只有党卫军的迪特里希上将，还有他那同样被免职的下属盖尔和朋友霍普纳。海因茨每天都静默的翻着军报和《人民观察家》，那上面铺天盖地的都是隆美尔的消
息。我想他是在等他。可让我弄不懂的是他每次都把看完的报纸扔进字纸篓，好像没有丝毫留恋的样子。
我不知道他们最后见没见到面，总之海因茨决定在1942年的3月底迁到巴登韦勒去做四个星期的异地疗养，他要我同去。我当然同意，我一直喜欢那里春天的田园美景，还有温泉的有效功用。海因茨在那里很放松。但我发现他总是捧着一本地图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那上面，北非的那一小块被圈点的斑斑驳驳。
我想他还是惦记着隆美尔。当我们返回柏林之后，我突然患了很严重的恶性血中毒，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海因茨对此大伤脑筋。尽管躺在病床上，但我还是知道隆美尔在北非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其实我很难不知道这些，因为广播和报纸上都是这些消息。
六月份的一天，我在床上躺的很闷，于是便打开了收音机。海因茨在床边陪着我。当一段轻音乐结束以后，我听到了广播员兴奋的声音：“元首大本营，6 月22日。元首晋升非洲装甲军团司令官隆美尔上将为陆军元帅。”
我吃惊的扭过头去看海因茨，但是逆着光，我不知道他此刻的表情。我只能看到他那握成拳头攥的泛白。他的身体微微战栗着，带着难以言喻的悲伤。
作者有话要说：咳，本来以为写两章就能搞定，结果发现如果要写到隆帅死就要写三章，外长，俺对不起你，不能在你的忌日发你的文了。
玛格丽特的回忆（下）
我想隆美尔提升为元帅一定给海因茨很大的打击。他一连几天都不说话，不停地抽烟，眼神里有着最深沉的情愫。就这样，当隆美尔在北非取得无数胜利和荣耀的时候，他却被这样闲置在柏林。我有时看见他盯着报纸上隆美尔的照片发呆，但最后它又出现在字纸篓里。
后来，可能是不喜欢柏林这里压抑的政治气氛，他向国内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提出要迁居。弗洛姆要求和他面谈，海因茨去了，但显得怏怏不乐。当他回来时，他的脸色就更阴郁了。而且一反常态的主动和我说了起来：“你可知道，前几天，埃尔温从非洲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因为健康的关系，必须回国休养，他向元首建议让我去代理他的职务。但弗洛姆告诉我元首否决了这个建议。我想我以后再有被召用的机会了。”
我细细咀嚼他的话，很难弄清他是因为隆美尔的健康而担心，还是因为失意在家而烦心。我只能安慰他，但他还是保持着阴郁的神情。即使在我们在南部旅行时也是那样，他还在不停地阅读刊登着隆美尔消息的报纸，我注意到他经常写一写信，但是写完以后又撕掉了。我知道那一定是要寄给隆美尔的，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撕掉它。
不过我来不及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到了这年秋季，海因茨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他的心脏病复发过一次。在11月底，他突然昏死过去好几天，可把我吓坏了。多亏多马拉斯教授的妙手回春，他才慢慢恢复起来。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刚一好些，就让我帮他把元首的首席副官施蒙特找来，两个人在屋里唧唧哝哝了很久。我只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你确定不要告诉他你的病情？”
“盟军已经在那里登陆了，他的压力够大的了，别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可是你明明病的……”
“别告诉他……”
时间逐渐推移，到了1943年，当广播里传来斯大林格勒惨败的消息时，我看到海因茨白了脸。他破天荒的对着我说了一句关于当前局势的评价：“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
经过了第六集团军的覆灭，连我这个完全不懂军事的人都能看得清国内弥漫的惨淡的失败气氛。在这种情况下，海因茨又被召到了元首的大本营，当他回来时，他带着一个新任命——装甲兵总监。这个职务到底有怎样的权限我并不清楚，只知道似乎他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连其他兵种的首席军官都望尘莫及。不过听说总参部对海因茨的大权很是不满。而海因茨对此并不在意，他解释说他早就习惯了来自总参部的中伤。
“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我说成那样，明明我和他们一样进过总参部培训。为什么还总是低他们一等呢？”海因茨曾经私下抱怨过。
“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我只能这么说。
“呵，毕竟我不是贵族啊。”海因茨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惆怅，还有浓浓的心酸。我知道，他一直想要和那些贵族一样，但事实上他永远也接近不了这个团体。
海因茨的新工作很繁忙。我这个妻子一天都见不到他几眼。他忙忙碌碌的从柏林到温斯多夫，再到卡塞尔，还有波扎罗热。他和许多人会谈，有凯特尔，有霍特，还有曼施坦因。但令我很奇怪的是他独独警告我：“如果有一个叫戈台勒的博士要来找我，你一定要严词回绝他，你自己也不要听他的任何话。”
我不知道海因茨为什么这么说，我只知道局势现在很不好。现在的报纸上已经没有连篇累牍的关于隆美尔的报道了。海因茨曾含含糊糊的说北非的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但我分明觉得，他在这么说的时候有些开心的成分。
不过繁重的工作还是对海因茨的健康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到了7月底，他因为痢疾而病倒了，在8月初又动了一次手术，一直躺到8月底才起床。这个时候，柏林已经开始受到猛烈的空袭，根本无法在那儿养病。于是我们搬到了上奥地利的一家政府控制的小旅馆里面。而我们到那里的第二天就被告知第，我们在柏林的家已经被炸弹直接命中，不能再住了，这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好在由于施蒙特的帮助，政府将它早已承诺一处房地产赠给了我们。这样，我们就搬到了第芬霍夫，从此我就住在那里，远离了柏林。海因茨还要回到首都工作，我就呆在这儿，远离了那些坏消息，也远离了能知道隆美尔状况的渠道。
后来听说海因茨去了诺曼底视察，而隆美尔作为b集团军的司令也在那里。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很不高兴，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么多年海因茨还一直和他纠缠不清。我想着等海因茨回来就和他挑明，让他结束这种关系。但事实上，我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海因茨灰白着一张脸从法国回来了。他一句话也不说，连鞋也没换就一个人坐在了沙发上，将脸埋在手心里。我目瞪口呆的看着，我发现他似乎在微微战栗着，好像哭了一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时的惊讶不亚于后来得知有人刺杀元首时的震惊。
“我们完了。”他只和我说了这么一句。我看见了他抬起的脸，冷冷的，和平时一样。他的眼眶是干的，没有一颗泪珠。其实这句话没头没尾，但是我却很轻易的
理解了，而且轻轻舒了一口气。他说了，他和隆美尔之间，完了。
从那以后，我不知道海因茨和隆美尔之间有没有再见面。我只知道海因茨像疯了一样的工作。偶尔闲下来就一支接一支的抽烟。他会在抽烟的时候突然将烟熄灭，然后打开窗子。过了好一会儿才怅然若失的关上窗子，又点燃另一支烟。晚上睡觉时，他有时会喃喃的念叨：“埃瓦……”，可在白天时，他将所有与北非和隆美尔有关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往外扔。有时经常扔了一件，过一会儿又捡回来，再过一会儿又扔出去。这样反复好多遍。
我很担心他的精神状态。但是他其他方面都一切如常。我也只有提心吊胆的注视着他，希望他不要做出出格的举动。事实上，他平时都很克制，外人完全不知道他的压抑。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4年的7月20日。
那天的柏林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除了当事人没有人知道。海因茨隔了一天才告诉我元首安然无恙，而他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我想他该是高兴的，因为他终于能堂堂正正的站在总参部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