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对面的办公楼，三楼的大办公厅，被隔成一个个低矮的格子间。高级研究员们每人一间格子，据说比二楼的要大一些。格子间的位置很有讲究，靠窗的，归老员工或老板的红人，靠走廊的，属于资历浅或不招人待见的员工。格子间里没什么摆设，一张桌面，一把椅子，一台电脑，一个人。隔断很矮，抬起头，整个大厅一览无遗，毫无任何私密性。据说这叫做开放式办公，便于提高效率。
靠窗的一个方格里，端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神情专注，紧盯着面前的电脑显示屏。他就是艾琳的丈夫老齐。老齐已经过了四十，微微有些谢顶。少时的贫困，影响了发育，使他看起来有些单薄，但也更突出了他硕大聪明的脑袋。上个周末，老齐写了一段程序，用来批处理基因序列的数据，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现在，他正在做最后的调试。
老齐出生在淮北，自幼父母双亡，是吃嫂子的奶存活下来的，也是靠兄嫂和其他穷亲戚的帮衬，才读完了初中。老齐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初中毕业，就考取了科大少年班，后来，又公费赴美，完成了博士学业。老齐没有按期学成归国，而是滞留了下来，还借着国内的政治风波，在九二年拿了绿卡，也就是所谓的血卡。老齐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欠下的第一粧孽债，也是最大的一桩。从那时起，老齐开始流年不利，事事坎坷。老齐的科研做得很好，导师也非常赏识他，竭力给他写推荐信，可是，他就是找不到工作，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没办法，他只好一期又一期地做博士后。就这样，小齐变成了老齐，同学们看他的眼神，也由羡慕和崇拜，变成了同情和怜悯。老齐在科大有过一个女朋友，是他的学姐，安徽桐城人，非常爱慕少年才子。老齐出国的时候，指天发誓决不辜负学姐。世事难料，后来老齐拿了血卡，不敢轻易回国，而学姐又无法出国，就这样，他背叛了誓言。在今天，这只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但老齐认老理儿，把这当作了自己的第二粧孽债。
出国后，老齐一直没有女人，直到遇见艾琳。艾琳是被老齐从机场接回来的。老齐是实验室里的老梆子，又有车，组里所有的从中国来的新人，都是他负责接机和安排头几天的食宿。
老齐对艾琳，比对其他同学更照顾一点儿，注册，租房，选课，都是老齐领着去办的。学校在郊区，比较偏僻不方便，后来艾琳晚上做实验，也是老齐陪着，甚至干脆就是老齐替她做，更不用说搭车进城买菜之类的小事。
要说老齐一点私心没有，倒也不是。从机场的第一面，老齐就觉得艾琳有点像一个人，就是曾经喂养过他的嫂子。当然，老齐从来没有告诉过艾琳，因为他知道，妻子肯定不认为自己和村妇有什么共同之处。必须肯定地说，老齐对小师妹没有什么非份之想，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然而，命运的安排，有时候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老齐永远不会忘记，零一年的一个春夜，杨柳依依，月色溶溶，他正陪着艾琳往停车场走，姑娘忽然停下哭了起来。老齐顿时不知所措，又是询问又是安抚，好半天，艾琳才哽咽着说出了伤心事。原来，姑娘发了许多简历，都没有回音，又想到自己年龄不小了，连个男朋友也没有，不由得难过起来。
老齐明白了，小师妹是在为自己的居留权和前程担心。他于是用了半
个多小时，现身说法，安慰艾琳，只要做了博士后，就可以延长签证，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至于婚姻大事，不必着急，新版产科教程已经做了修改，把高龄初产的定义由三十二岁提高到了三十五岁。不料，小师妹哭得更厉害了，最后，竟然扑倒在老齐的怀里。
一个月后，老齐和艾琳去市政厅扯了结婚纸。
（初为人妇的艾琳，洁白的婚纱，鲜艳的花束，甜美的笑容。）
老齐虽然迂腐，但并不愚蠢，他当然明白小师妹是个人精。艾琳在国内怎么样，老齐不清楚，但出国后这几年他还是了解的。这位师妹，心气很高，但同时也非常现实。这些年，她约会过的男朋友不下两位数，除了黑的，白的黄的都有，还经常跟齐师兄简明扼要汇报几句。本地白人男生家境还可以，人长得也不错，有立体感，就是只想玩儿，五年内恐怕不可能结婚。上海来的商科生素质太差了，讲了一晚上他家如何有钱，在卢湾区有三处房，到最后买单还要各付各的。香港男人真没趣，中文让人听不懂，英文更是稀里糊涂，还自以为比大陆人高一等，去他妹的。啊呀，台湾小男生太娘了，还说什么在台湾，媳妇都要和婆婆一起住，真是吓死人了。
现在，艾琳需要同时解决居留和婚姻两件大事，情急之下，选择确实不多。艾琳需要这样一个男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同等的受教育程度，还有，这个男人在家里必须是弱势的，因为艾琳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样一来，选择就更小了。相似的文化背景，同等的受教育程度，使范围缩小到大陆来的留学生或曾经的留学生，而这些男人，有绿卡的大多已经成家，单身的一般又没有绿卡。算来算去，艾琳算到了老齐的头上。
这事情看起来像意料之外，其实细想一下也是情理之中。有时候，老齐觉得自己的婚姻有点儿可笑，好像一桩交易，不过，如今这世道，有几件事不包含利益的交换？
婚后，老齐是一个绝对的好丈夫，艾琳也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因为丈夫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八，艾琳扔掉了所有的高跟鞋，改穿半高跟或平跟鞋。他们的运气突然好起来，就像老人们说的冲了喜。艾琳很快就怀了孩子，老齐的心里踏实了。紧接着，艾琳找到了工作，还是本地知名大公司研发，专业对口，待遇也好。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儿，老齐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孩子两周岁的时候，艾琳升为小组长，老齐结束了他的博士后生涯，找到了一份工作：去艾琳公司里做研究员。
老齐自嘲地说：一半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另一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先是做了爸爸，然后是离开了校园，老齐现实了许多，也努力去适应残酷的职场。他甚至听从妻子的劝告，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汤姆。不过，这个无比庸俗的名字并没有派上用场。
公司里有个中国同事老袁，北京人，喜欢开玩笑，喝咖啡的时候跟老外说，老齐的齐，发音其实很简单，就是轮胎放气的声音。那老外当时哈哈大笑，差点儿岔了气，二十四小时之内，这个笑话就传遍了全楼。老袁吓得不轻，赶紧来向老齐赔不是。他倒不是怕老齐，而是担心艾琳将来找碴收拾他。老齐哈哈大笑，说老袁你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平生最恨两件事：中国男人起外国名字，中国女人嫁外国男人。后来，两人越走越近，成了好朋友。
又过了一年，艾琳生下第二个孩子，是女儿。老齐的家乡有句老话：女儿是妈妈的冤家。这话没错，孩子刚满月，艾琳就得了产后忧郁症。刚开始，老齐以为妻子是在家闷得慌，上了班就会好。不料，艾琳回去上班之后，情况更复杂了：突然之间，她对专业研究完全失去了兴趣。艾琳跟丈夫商量，说工商行政管理挺吃香的，想去试试，读个在职的。老齐犯了难，他觉得中国人丢掉技术太可惜了，再说，那玩意儿学费很贵的，家里还欠着一大笔房贷，又新添了一张嘴。不过，老齐从来不完全否定妻子的想法。他提出，家里没有学费这笔开销，如果公司愿意出钱，他老齐全力支持妻子。
老齐的想法是，经济形势这么糟，公司肯定不会愿意额外花这笔钱。没想到，艾琳游说能力很强，居然说动了研发中心主管皮埃尔，出钱给她报了高级行政班，全脱产，一年。
老齐的算盘落了空，很懊恼，就去找老袁诉苦。老袁安慰他说，要是艾琳能快点儿走出忧郁，倒也是件好事，再说，如今这世道，搞技术确实没什么意思，不如换条路试试。老齐没办法，想想也许是天意，又没有什么钱财上的损失，只好信守诺言。
斯坦福不算太远，就在帕洛阿托附近，风景还不错。开始的时候，艾琳是自己开车通勤，早出晚归，后来发现，这样太累，只好住在学校边上，周末再回家。因为事先没跟公司提住宿的事，现在只好自己出钱，住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很快，大半年就过去了。老齐一直注意观察妻子，他发现，艾琳的忧郁症没有好转，而且回到家里话更少了。正当老齐忧心忡忡，考虑是否应该求助心理医生的时候，情况有了突然的转机。有一天下班，老齐照例去幼儿园接两个孩子，被告知说孩子已经被妈妈接走了。
老齐吓坏了，那天并不是周五，艾琳怎么会跑回来？会不会是别的女人冒充的？或者是艾琳的神经真的出了问题？老齐连闯了两个红灯，赶回家一看，妻子坐在餐桌边，和两个孩子玩着拼图，而炉灶上，牛肉汤咕嘟咕嘟正冒着香气。艾琳的面色绯红，略带羞涩，写满了幸福与满足。
苍天有眼，艾琳的忧郁症痊愈了！
艾琳学成归来后，彻底放弃了技术，正式走上职业经理人的道路。虽然老齐认为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女性，这样做不合适，但他也无可奈何。老齐的家庭生活从此有了巨大的变化。艾琳比过去忙了许多，基本上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还常常出差，而且，她会不自觉地把社会角色带回家，对丈夫和孩子发号施令。
老齐理解妻子的辛苦，主动承担起全部的家务，又当爹又当娘。和所有传统的中国男人一样，老齐责任心强，能吃苦，也愿意担待，但是他对妻子的收入远高于自己，总是感觉有些不舒服。另外，老齐觉察到艾琳有时会有些奇怪。比如说，艾琳的工作压力大，基本上不管家务和孩子，这些都是正常的，他完全理解，可是，每隔一段时间，艾琳会突然对丈夫和孩子特别温柔，好像亏欠了什么似的。
作为一个成年男人，老齐是很敏感的。本能告诉他，妻子在感情生活方面，好像是有了些什么。老齐想去证实这一点，又怕证实这一点。他开始留意妻子的言行举止，还特别关注她每一次的公务旅行，去哪里，同行几人，他们都是谁，等等
，等等。弄来弄去，老齐什么也没查出来，妻子好像真的也没有什么。艾琳在公司里，是公认的比较严肃的女性，她有很强的技术背景，不用去做谁的花瓶，上面又有靠山，一般人也不敢打她的主意。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老齐想，本来嘛，上班在一幢楼里，下班在一个家里，要真有事能瞒几天？就这样，老齐放下心，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支持妻子的事业。
老齐把男女之间的事情想得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