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现在有包括王群老师在内的三个教师。只有王群老师一个是国家公办教师，由国家财政每月发工资。其它两位老师，都是家住在本村地大队民办教师，年龄都在三十岁上下。
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前，能在大队学校里当个民办教师，那可是一件最美不过的好差使：每年除了寒假，暑假两个假期外，大队一年给他们记二千六百个工分。公社每个月还补贴六块钱。要是在假期里。愿意跟上生产队集体到地里出工，大队再给他们单独记工分。这样算下来，一个民办教师全年挣的工分，比一个大队最好的劳力还要挣得高，别人那还要好好地干哪！所以学校里的民办教师们，也就能安安心心地给孩子们上课。
可是自从0四月。全公社推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以后，民办教师的处境马上就变得极为尴尬：既然是推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那么大队也就不再组织社员们集体出工；民办教师每年所挣的二千六百个工分，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只剩下公社补贴的每月六元钱。
那两个民办教师家里也有了地。他们又要种地、又要教书，实在是精力分散得太厉害。更何况，这两位教师教书教了多少年，地里地农活早就生疏了不少；体质又不行，家里负担都还不轻：一个家里有五个小孩，一个有四个小孩。种地把式不行，家里也缺劳力。在学校教书。靠公社的每月六块钱，实在是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向学校的王校长提出了辞职的申请。
吴永成在一旁听了王群老师的一番话。脸上也有些动容。
民办教师一直是中国教育多少年的一个特色。它是因为农村教师大量短缺，不得已才出现地一个畸形产物。直到十几年后。在乡镇、农村，不少民办教师还一直担负着全国广大农40——50％的教学任务，工作量相当大，而报酬是非常的低。在吴永成前世时，他曾包过几个村，也了解了一些民办教师的苦衷：民办教师一般均为农村户口。在九十年代，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七、八十元钱，相当于当时国家公办教师的十分之一。而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却比县城学校的公办教师要多得多。
大、中城市学校的小学。各门学科都有单独的老师上课，学语文地只教语文，学美术的只负责教孩子们画画；而农村地教育却是多数为复式教育。有些小山村的学校里，一间教室、二十几个学生中就可能有一年级到五年级地学生。一块黑板、五个年级的授课内容，而教师却只有一个。从语文、算术、音乐、美术、自然、体育等等。凡是已开设的一至五年级的课程，都是他一个人来承担。也可能农村的教学质量的确不如城市的教育。但在当时缺乏大量教师的情况下，正是这许许多多地民办教师，成为山区孩子们的启蒙教师：教他们认字、算术，教他们认识外面世界地精彩。其中有不少的杰出人才，在他们的启蒙教育下，插上知识的翅膀，飞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民办教师为这个世界付出了许多艰辛，可他们得到的却很少、很少。很多人穷困倒、默默度过了一生；而不少人累倒在了讲台上，身后留下的，只是一个清贫如洗的家和失去了亲人的孤儿寡母。
“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他们的精神缩影。
马柳平为难地
说：“全县的情况都是这样啊，咱们能有什么好办法啊。王老师，你先回去，我们大队的几个干部先商量一下”。
王群老师走后，吴永成向马柳平建议：“三姐夫，这老师的事情可不敢马虎，咱大队的孩子们全靠他们，咱鱼湾村的将来也得靠他们。我有个想法你听听，看行不行？咱大队每个月拿出二十块钱补贴他们那两个民办教师。其中十块钱是固定的，每月发；另外十块钱，就作为奖金，只要那个老师的教学成绩，在全公社的考试中，能进入前十名就奖励他。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和公办教师的工资，也差得不是太多。至于他们家里的地，由大队每年派人帮助耕、种。让他们能安安心心地教书。咱大队每年也不在乎这两个民办教师的补贴。要是以后大队的公司能挣大钱，就把他们的补贴提得再高点，和公办教师的待遇一样。如果教得好，甚至还可以更高。”
第二卷 发展 第十章 大头和小头的问题
吴永成对马柳平说：“如果下一步咱们大队的贸易公司发展得好了，能挣了大钱的话，大队的集体积累也就能增加了不少。咱们到了那个时侯，还可以再提高一下咱村里的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不然像他们现在这样，的确也过得太苦了。”
“是哩。”吴永霞在旁边马上接过吴永成的话音：“你们看看刚才进来的王群、王校长，才四十来岁，那头发就成了那个样子。那都是操心多、累成那样了。他们长年四季也没个歇空：晚上爬在桌上备课、改作业；白天还要给孩子们上课。下了课，担心学生们小，像个老母鸡一样，还要四下里照料着，生怕出点什么差错。要是孩子们有点什么事，他们就不好向社员
马柳平托着下巴，感慨着说：“刚才听了王校长的话，我心里也不好受。这也是怪我早些时候，就没想到这个问题！今年后半年，光顾了给大队搞喷灌、办公司的事情了。就连咱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后，那两个学校的大队民办教师的问题，也没有顾得上好好地考虑一下。光想着怎么才能让大队的社员们，早点富起来。把咱们的老师就给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唉，咱们几个小时候也都是在这个学校上的小学，王老师也给咱们上过课。可还没几年，就忘记了老师们的恩德。真是不应该呀！干脆这样吧，五儿刚才说地每个月补二十块钱，就全给他们补上吧，也不用再拿出什么奖金了。王校长也给他每个月补上五块钱。大队拿出这点钱，还是不在乎的。”
“还是有个奖金比较好。”吴永成提醒他：“每月给一点奖金，搞个激励机制，才能鼓起老师的上进心。你小心好事变成坏事，再把学校也变成‘大锅饭’。现在国家还一个劲地反对‘大锅饭呢！”
“对。对，对，咱不要搞什么‘大锅饭’！”马柳平被自己的慷慨举动也感染了：“那咱再搞它个激励机制。那个二十块钱就那样，每月工给他们补上。大队再拿出几个钱来作为奖金。包括王校长在内，他们谁教的课，在全公社的统一考试中能拿到第一。就奖谁100；进了前五名的奖八十元；进了前十名奖五十元。你们看这个意见怎么样。要是行的话，正好今天晚上我们大队开会，我就和他们商量一下。”
看来这鱼湾大队地贸易公司，后半年是挣了不少钱呀！吴永成看着他三姐夫马柳平一副财大气粗、满不在乎的样子。他
不清楚大队的家底。不知道到底挣了多少钱。刚才也是联想起民办教师的艰难处境，忍不住提出要大队每月给民办教师补二十元钱。但又担心马柳平舍不得，便特意强调，其中的十元是作为奖金，随机性的。只要教学质量提高了，才能得到。这样一来地话，民办教师每月有二十五元的补贴。再加上地里的其他收入，应该和国家公办教师的工资差不多。当时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每个月工资才三十二块五毛钱。
没想到马柳平比他更大方，直接就每月给两个民办教师加了二十元。连公办教师王群校长，也有每月五元的补贴。给教师的奖励更是出乎人意料的高。如果能在一学期一度的全公社统一考试中，得到第一，那就意谓着半年、一个人就能拿到一百元地奖金。这还只是单科成绩，如果所教两、三个年级的两门主课语文、算术都得第一地话，那就有五、六百块钱的奖金了。
天呐，这可创全国记录了。
我记得一九0全国科技进步奖地一等奖才是五百元的奖金。就这五百元，获奖者还不能一个人独享。领回去肯定是大家平分。上至研究所的几位所长、副所长、党委一班人，下至图书室的、资料室的、烧锅炉的、看大门的。还有和自己一起搞研究的同一课题组、其它有合作地课题组的，七扣八分下来，获奖者倒贴不进去几个钱，就算万幸了。因为你到手地几块钱，还要再买点喜糖、瓜子之类的。你获了国家一等奖，总得让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喜悦吧？买几块钱的糖和瓜子不算过分吧！
大家还别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这些都是确有其事的：奖金分给领导，理所当然：没有单位领导的支持，你能干成什么？分给所勤，诸如资料室、烧锅炉、看大门的、食堂的等等这些部门，你也应该呀！没有后勤保障，资料从那来？你不吃饭、不喝水、不需要取暖、不需要安全保卫吗？只有后勤保障了你的这一切，你才能搞什么研究！至于其它有过合作的课题组就更不用说了，反正他获了奖，那奖金也给你留一份，即使这两年你出国不在单位！
就连获奖者本人，也认为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一来只要他的研究成果能获得国家认可、社会认可，那就说明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那就是他辛辛苦苦几十年来收获的最大成就。二来知识分子耻于谈钱。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只要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食能裹腹、衣能遮丑，只要有书看、有事做，足矣。如果所做出的成绩，能被社会认可、国家承认，那简直就是人生之一大乐趣、最大的享受也！三来当时的社会分配体制就是这样，“大锅饭”的精髓体现面。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影子存在。否则红眼病的威力，将扼杀一切新生事物的诞生。
这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不成文的规定。
“咱们的农工商贸易公司挣了不少钱吧，三姐夫，”吴永成问马柳平，“看你一掷千金的样子好痛快啊！”
放了假刚回来两天，大队的什么具体事情，也没顾得上问。马柳平这两天又
生育给搞得焦头烂额的。姐夫和小舅子两个还没有i一起好好拉呱一会。
“贸易公司嘛，这半年咱办得可以说是很好。但具体挣了多少钱，咱一会再说，反正是去年的十几倍。五儿，我想先和你说一下，我们的腌蛋出问
题？”
什么？蛋制品出问题？这可是个大事，怎么前天回来，马柳平就没有提起呢？吴永成心里一个激灵，马上站起来，连忙问：“怎么回事？质量不合格，被人家退回来了？还是有人吃了咱做的蛋，中毒了？还是……”
“不是，不是，”马柳平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几个腌蛋吃的还能让中了毒，这不是笑话吗？这种外行话你可不敢瞎说！要让别人听见，会笑话你这大学生没水平的！你先坐下，听我给你慢慢说。看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一点也不像个做大事的人。五儿，三姐夫这个可得说一说你啊：你也是大学生了，在外面见的又多，书看的也多，别的都好，就是有一样不行，太毛燥！毛手毛脚的，一点也沉不住气。你得像三姐夫我学一学，再大事的眉头也不皱一。，天塌下来我大个子的先顶着。，这才能行！要不你大学毕业后，还要干大事呢！不改改这个毛病，那哪能行？”
切！吴永成一阵暗自好笑：你才是外行呢。腌蛋就吃